2015年3月30日讯，北大哲学系1912年建立，当时是中国的唯一。四十年后的1952年，所有大学的哲学系并入北大，又一度成为中国的唯一。北大的哲学系还是一个知名度超高的系，中国政治、思想、社会、文化，每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和哲学门相连的那一连串不朽的名字，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宗白华、朱光潜、周辅成……91岁的李德齐教授如今，这个系又拥有了一个有趣的别称——“长寿俱乐部”。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85岁以上的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知名教授近半数，系主任王博称之为哲学系“一大骄傲”。事实上，长寿似乎成了北大哲学系的“传统”，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95岁离世，金岳霖、朱光潜和宗白华，三位哲学大师都是终年89岁，“新心学”的宗师贺麟90而终，伦理学大师周辅成2009年离世时，已是98岁高龄。

　　为探究哲学教授们的长寿秘密，记者走近了北大哲学系93岁的杨辛教授和91岁的李德齐教授。两位睿智而有趣的老先生过着远离浮华的简朴生活，兴趣爱好广泛，即使身处斗室也自得其乐。与上一辈哲学大师一样，他们醉心于精神世界的探索，把钻研学术当成人生的最大乐趣，而正是对学问的矢志不渝，让他们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研究哲学，也把哲学落实到做人做事，知行合一，不管面对什么事都能保持“坦荡荡，看得开”的达观心态，或者正是哲学大师们能保持长寿的“秘方”。杨辛教授说，“仁”是北大哲学系薪火相传的精神，而“仁者寿”似乎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果。

　　不求寿而得寿埋头学术不知老之将至北大东门再往东几百米，有一片老旧的红楼，如火柴盒一般密密地排列，这里曾是北大最大的一片宿舍区中关园，留下过无数名人的足迹。

　　爬上逼仄狭窄的水泥楼梯，敲响一扇锈迹斑驳的防盗门，开门的是一位满面笑容的老先生，93岁的杨辛教授，著名的美学家、书画家，早年师从徐悲鸿，他所著的《美学原理》是所有艺术专业学生的入门课程。然而杨教授的家却不太符合“美学原理”，70平方米的老式楼房基本没有装修，到处堆满了书籍和杂物，连转身都困难。老人丝毫不以为意，笑着解释：“学校在五道口有一批新宿舍，我能分个140平方米的房子，可最后我还是没搬，因为这里安静，住惯了。”

　　直到记者又拜访了哲学系另一位长寿老先生李德齐的家，才发现这种“乱”不是杨教授独有，大概是教授们的“风格”。他们心无旁骛，陶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衣食住行全不在意。

　　杨辛教授谦虚地表示自己在系里年龄只排第二，排第一的是94岁的张世英教授。说起哲学系的长寿传统，杨教授细数他认识的老先生们：“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朱光潜和宗白华都是89岁，可要说他们的养生秘诀，还真没听说过。”

　　在杨教授的记忆里，哲学系这些著名学者们吃穿极不讲究，不补充营养品，也没有谁喜欢运动，很多人都住过中关园简陋的平房和旧楼。“朱光潜先生常年在北大的一个小理发店理发，老板一直以为他是个看门老头，后来听说他是知名的大学者，大吃一惊。”

　　“也许，支持他们生命的最大动力就是钻研学问的乐趣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部的兴趣都在学术上，有精神力量支撑，有追求的生命自然长久。”杨教授沉思片刻后说道。

　　哲学系的另一位教授李中华曾师从冯友兰、张岱年等哲学大家，他和杨辛教授有着类似的说法，认为这些老先生从未刻意养生，生活平淡自然。“长寿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追求的是能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结合在一起，保持非常平和心态。周辅成先生活到98岁，他常说，吃饱了能工作就是最大的福气。”

　　李中华回忆老师冯友兰，“他创造了世界学术史上一个奇迹，从85岁到95岁，他重新写了七本书，加起来应该有200万字。第七卷是在他95岁去世前三个月完成的，完成他就放心了，如果没有完成他还会挺着。”

　　朱光潜去世前的一桩小事也让杨辛教授记忆犹新，“朱先生从医院回来，发现自己的书都不见了，原来家人怕他不顾身体又看书写书，就把书都藏到三楼去了，老先生锲而不舍地爬上去找，把家人吓坏了。他说是因为刚翻译完的《新科学》里有一条注释不妥，他要修改，要不然心里总放不下。”

　　这些老先生去世前还在动脑子，思考问题，无暇顾及其他，“不知老之将至”。他们从未觉得自己老，因而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仁者寿”的真谛做一个心中坦荡荡的君子在杨辛和李中华教授的印象中，哲学系这些老先生们不但是智者，也是仁者。“在中国哲学中，有‘仁者寿’的说法，儒家讲究‘以德养寿’，‘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孟子活到83岁，在古代算是很高寿的，儒家的养生突出‘德’，积善成德，不做亏心事，所谓君子坦荡荡。”李中华解释。

　　这个“仁”字在杨辛教授看来，是北大哲学系薪火相传的一种精神，“上一辈的学者们对我们后辈的那种仁爱和关怀体现的是他们做人的境界，这和他们学术的境界是统一的，哲学其实最终还是落实在做人。”

　　杨辛和汤一介是高中同学，两人曾经一起做过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先生的助手。“汤先生对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曾经吃住都在他家。抗日战争期间，也是汤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邓稼先从沦陷区送到了西南联大，否则，很可能就没有这个两弹一星元勋了。”

　　而这样的“仁”杨辛教授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传承。2012年，杨教授捐款100万元，以汤用彤老师的名义为哲学系学生设立了奖学金和助学金；2013年，他再次捐款50万元设立“杨辛荷花品德奖”。他念念不忘少年求学时得到别人资助的恩德，希望可以多帮助一些年轻人。

　　环顾杨教授的家，还保持着上世纪80年代的样子，几乎找不到一件新家具，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有装修，水管上都是斑驳的锈迹。看到记者的表情，杨教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笑起来，眨着眼故作神秘地说：“你肯定想知道，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吧？我一个拿退休工资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然后，杨教授自己迫不及待地揭开了谜底：“我把多年收藏的艺术品卖掉了之后筹集的，当然，没有全卖掉，还留了一点给孩子……”老人眼睛里全是快活。

　　杨教授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读那些得到资助的学生写给他的信，看到他们在逆境中努力，他似乎看到了年轻的自己。“越关心别人，自己的心就会越开阔，相反，越自私自利，苦恼反而越多。这个‘仁’字对一个人的生命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开阔坦荡的心灵正是寿者的特征。李中华教授谈起他的老师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的时候，用了“坦荡荡，看得开”6个字。“一个人如果坦荡荡地话，他就会胸中磊落，没有太多的愧疚，他的心态就会变得和乐，看得开。拥有开阔的精神世界，就不容易被一些名利琐事纷扰，吃亏也不会斤斤计较。梁漱溟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以后，就不能公开讲话，也不能发表文章，拮据了几十年，但是他还是那么长寿。”

　　93岁的杨辛教授安死才能乐生要向庄子一样鼓盆而歌作为哲学家，无法回避关于生和死的终极问题，和这些长寿哲人的交谈中，他们常常会毫不避地讳谈及死亡。

　　住在中关园的另一位哲学系的高寿老人，91岁的李德齐先生语出惊人：“死是什么？死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啊！面对死亡，我要向庄子一样鼓盆而歌。”

　　李先生的居住环境比杨辛家更为局促，他的所有空间就是一间10余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房间里不要说转身的地方，基本已经无处下脚，到处都堆满了书，墙角一张简陋的硬板单人床就是老人休息的地方。老伴比他小20多岁，因为工伤手有残疾，岳母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30多年，卧病四年，不久前刚去世，因为这些变故，家中更显杂乱无章。

　　“我这里叫做书山、书海，别看屋子小，对我来说这是最愉快的地方。”在书山的缝隙间，老人随意聊起来，他的专业是逻辑学，但是兴趣广泛，对数学、物理、音乐、绘画、书法都深深爱好。

　　“当年北京的电话号码从七位数升级到八位数，我坐在公共汽车上，脑子就在转，计算北京的电话增加了多少户，还要除去以零开头的数，是个有趣的数学问题，乐此不疲。脑子不动就会老，所以，‘勤思’是我的养生秘诀。” 老人的对生命的各种兴趣近乎痴迷，喜欢一切美丽的，有意思的东西。

　　没有音响设备，没有CD机，甚至没有录音机，只是每天收听广播电台的古典音乐节目，老人经常会听到泪流满面。说起他钟爱的那些音乐，舒曼的梦幻曲、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舒伯特的小夜曲、柴可夫斯基的慢板，还有他最爱的贝多芬，老人脸上浮现出一种梦幻般的神情，情不自禁地轻轻哼唱，优美的旋律萦绕在黯淡的斗室中，有种超现实的感觉。“此曲只应天上有啊……”老人发出轻轻的感叹。

　　打开一本祝允明的书贴，老人抚摸着那隽秀的字迹，“古诗十九首，诗好字好，我一看就迷了。”在老人看来，生命就应该是为这些美的东西而存在的，“这种乐趣是一种极乐的境界，无法用语言形容。生命力是什么？就是永远对生命充满兴趣！”

　　“有生之物必有死，死对自然界是一种贡献，是和自然融为一体，所以没什么可悲哀的。我所信奉的是安死乐生，哪怕下周死，我依然还会惦记着这周六的人大书市，多淘一些折扣书回来。”李先生笑得像一个孩子。

　　不给生命设终点人生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圆对杨辛教授来说，参悟透了什么是死，才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我刚退休的时候不太适应，曾经产生过悲观的情绪，我觉得生命就是一条直线，从起点到终点，人生是白驹过隙，匆匆过客，虽然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情，可心里总有一个阴影，觉得自己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这种悲观情绪的彻底的转变是在他一次次爬泰山的过程中开悟的。

　　杨辛酷爱泰山，迄今爬过44次，去年以92岁高龄还爬过两次，“坐了一段缆车，不过从玉皇顶到南天门我是自己爬上去的，连挑山工都认识我了。” 老人满脸得意的表情。不但爬山，他还写下了《泰山美学考察》，“古人登泰山做什么？是拜天，敬天，天就是自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宇宙生命循环不止，生生不息，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泰山包含着中国哲学中‘生’的内涵，是一种乐观、进取的精神，爬泰山激发了了我的生命力。”杨辛笑谈自己以前瘦弱得像一片树叶，别人都担心他一阵风就被吹走，经过多年爬山，他身康体健，像换了一个人。

　　老人巨大的书桌上，放着一副刚刚写就的书法，是他做的一首小诗：“人生七十已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九十枫林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他饶有兴致地给记者讲解：“最后一句是我要表达的对生死的哲学思考，到了期颐百岁之年，四季看似已经走到头了，可是迎来的是春回大地，这就是生命的循环。我现在不认为生命是一条直线了，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圆，圆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是起点，也可以是终点。人的一生有限，个体生命结束了，融入宇宙的大生命中去，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同寿，人从自然中来，回到自然中去。”

　　在杨辛看来，生命循环的方式有很多种，“我教过的学生，我帮助过的人，他们就是我生命的延续；我收藏和创作的艺术品放在展览馆中让人欣赏，这也是我生命的延续……”不给生命设终点，每一天都会过得愉快而有意义，杨辛认为，这就是生命的自由。

　　“哲学家的世界不仅是书斋和象牙塔，心灵是一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存在，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从五尺的躯壳，直接通向万物之极。哲学家要安顿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生民和天地。正是在对他人和世界的承担中，在道的传承和践履中，才可以找到德性、智慧和幸福。”

　　这段北大哲学系百年庆典上的致辞勾勒出的正是哲人们的精神境界，也许，这种对德性、智慧和幸福的至死不渝的追寻才是他们真正的长寿秘密。

　　梁漱溟（1893-1988），享年95岁。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

　　金岳霖（1895-1984），享年89岁。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曾任北大哲学系系主任。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也是他最早把现代逻辑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冯友兰（1895-1990），享年95岁。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宗白华（1897-1986），享年89岁。 中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朱光潜（1897年-1986），享年89岁。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贺麟（1902—1992），享年90岁。中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是“新心学”的创建者，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

　　张岱年（1909－2004年），享年95岁。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